我国国家免疫规划已有17年没有纳入新疫苗。时值“世界免疫周”牛博士，国家疾控局近日频频发声，释放出国家免疫规划策略将“动态调整”“提质扩容”的信号。多名受访业界人士认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扩容优化已至关键节点。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李筱翠近日在国家疾控局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当前，传染病仍然是全球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疫苗接种的普及和推广。为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国家疾控局将重点推动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推动动态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提质扩容，逐步对现行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程序进行优化调整，为公众提供更加全面的健康保障。”
无独有偶，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洪兵在近期举办的2025年疫苗与健康大会上也透露，国家疾控局准备做一个到2030年的五年规划，逐步缩小国内免疫规划与国际差距，逐步纳入需要纳入的疫苗。
根据沈洪兵对未来动态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的设想：一是新增疫苗的种类。国际普遍共识的、疾病负担重、成本效益高、疫苗产能满足需求、财政可负担的，要尽快纳入。二是优化现有疫苗免疫程序。根据流行特点、防控目标变化、疫苗特性等进行优化。三是探索疫苗退出程序。不属于全人群普遍接种的疫苗，现有疫苗不适应疾病防控需要等情况，也要考虑疫苗退出，或改为储备疫苗。
国家免疫规划(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 NIP)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的规定接种的疫苗，非NIP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
2007年牛博士，国家免疫规划进行了实施以来唯一一次大规模扩容，形成目前的“14苗防15病”格局。近年来NIP调整主要涉及接种程序和策略等方向，疫苗种类未有增加。
“2008年之后，我国的免疫规划已有17年时间没有新疫苗纳入。国际上的成熟经验是，一旦某个新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成本效益有最新证据支持，相关职能部门就启动相应的论证程序。这一点，我们也要加快完善。”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教授、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冯子健近日对第一财经等媒体介绍说。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负责人汤胜蓝告诉记者，在过去十年中，中央财政对国家实施免疫规划的资金投入整体增加，但自2022年以来支出有所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出生人口的减少。换个角度来看，这也为新疫苗纳入提供机会。
而与国家免疫规划支出减少相对应的是，我国非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种类、数量以及社会整体支出的增加。
一篇由中疾控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余文周等发表在最新一期《中国疫苗与免疫》上的文章，揭示了我国2010-2022年间非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变化趋势。该文章称，中国非NIP疫苗接种品种数从2010年的26种上升至2022年的41种，增长了57.69%。
根据该文章牛博士，这12年，适龄儿童含Hib成分疫苗(包括DTaP-IPV-Hib、DTaP-Hib和Hib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包括单价和五价轮状病毒疫苗)、水痘疫苗、EV71疫苗、含DTaP成分联合疫苗(包括DTaP-IPV-Hib和DTaP-Hib)和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包括七价和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07%、14.89%、15.66%、21.23%、43.82%和19.80%。
其中，Hib、PCV（肺炎链球菌）、HPV和轮状病毒这四种在我国仍属于非NIP的疫苗种类，但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推荐所有国家纳入免疫规划”的10种疫苗清单。
以HPV为例，一名接近疾控部门的专家介绍说，在世界卫生组织194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49个国家将HPV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可较大幅度提升疫苗接种率，在已将HPV疫苗纳入该国免疫规划的国家中，HPV疫苗的接种率平均为约60%。在中国，2022年，我国9-14岁人群HPV疫苗接种率仅为4%。
“伴随我国疫苗研发和产能提升，多款待纳入疫苗出现价格显著下降的趋势，加之相关疫苗免疫原性、安全性和保护效力的数据积累已较为充分，国家免疫规划引入新疫苗，已至关键节点。”汤胜蓝说。
沈洪兵在前述发言中也提到，在产能方面，我国国产双价HPV、Hib、水痘等疫苗已上市使用多年，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已经过验证，企业产能可满足目标人群接种需求。地方试点方面，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推进地方免疫规划疫苗扩容，目前，多地将双价HPV、水痘等疫苗纳入省级免疫规划，或通过为民办实事项目等实现免费接种。基层服务承接能力方面，目前，每个乡镇（街道）至少有1家预防接种单位，如合理规划和组织，基层接种单位具备承担更多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任务的能力。
不过，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种类众多，而国家免疫规划的优化方向还包括新增疫苗种类、优化现有疫苗免疫程序和探索疫苗退出程序等多个方面，这就需要提高NIP调整的效率。
“通常，NIP调整和扩容的主要决策者是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财政部在政策调整草案提出后，负责预算估算，并在政策调整后提供财政支持。财政部并未参与最初的免疫筹资计划讨论，具体到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如决策流程和使用何种证据）以及相关决策机构职责划分也并不明确。” 由中国学者近期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全球健康》的一篇学术研究提出，建议中国国家免疫规划调整初期即引入筹资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讨论，与此同时，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各方责任，加强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技术支持作用。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杜珩则认为，当下，在进行NIP调整时，不能仅仅考虑疫苗所预防疾病负担、供应量和价格等因素。“还需要优先考虑解决低资源地区的疫苗可及和普及问题。”她告诉记者。
从更长期来看，冯子健认为，目前中国的免疫规划内疫苗仍然主要面向6岁以下儿童，未来国家免疫规划应为更多人群提供保护。
汤胜蓝持相近观点。他对记者表示牛博士，疾病的风险贯穿人类一生。我国免疫规划体系目前集中于0-6岁儿童的免疫覆盖。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与疾病谱系演变，以及市场上疫苗种类增多、适用人群范围的扩大，如何有效满足青少年、孕产妇、成年人、老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免疫接种需求，将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相较于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拥有较为完善的预防接种体系支持，我国针对青少年、成人及老年人的预防接种服务仍有待完善。从“以儿童为中心”向“全生命周期覆盖”的转型，需从顶层设计、筹资到实施干预，进一步落实机制的优化和范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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